南方周末：70 后“兵支书”和他的村｜从“破产魔咒”到八千万鳗鱼生意

　　凌晨4点，珠海乾务镇湾口村，鳗鱼塘边的手电光束准时亮起。

　　养殖户游垂明裹紧雨衣，雨靴踏过泥泞的土路，目光所及之处，风雨渐急，增氧机搅动的水花声，夹杂在台风“蝴蝶”带来的雷雨声中。

　　这是每年台风登陆前的固定场景。游垂明会带人加固增氧机。一旦断电停氧，超过一小时，百万鳗鱼便将翻白浮起。

　　“你想破产，就去做水产。”这句湾口村的老话，曾刻在许多村民心头。

　　此时，村党群服务中心的灯也亮了。“兵支书”何建勇迅速召集一支应急小队，分头奔向村里的鳗鱼场。

　　白天，他站在塘边，弯腰掬起一捧水，“你看这水质。”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这是养鳗鱼的天赐之地。”

　　昔日无人问津的荒地如今被争相承包，连片鱼塘在阳光下翻涌银浪。高品质的鳗鱼赢得了挑剔的日本市场，土地租金也水涨船高。

　　新养殖户慕名而来选址勘塘，然而，这位土生土长的退役老兵，心底始终压着一块石头。

　　“缺个深加工厂！”何建勇眉头紧锁。

　　村里的鳗鱼产业卡在了产业链中游。尽管有可观的养殖规模，但附加值高的深加工厂，却没在本村落地。

　　“好比被人扼住了咽喉，”他做了个手势，“产业链不齐全，终究受制于人。”

　　“魔咒”

这片曾让其他水产绝收的酸性土地，其“咸淡适中”的特性，反而意外地契合了鳗鱼的生长密码。

　　生于1970年代的何建勇，关于湾口村的童年底色，是灰扑扑的杂沓与窘迫。

　　“那时村子乱，房子也破。”他回忆。甘蔗和水稻，曾是这片土地赖以为生的命脉。寻常人家守着十来亩甘蔗地。

　　作为家中长子，底下还有弟妹。父母靠着种甘蔗的微薄收入，硬是撑起了三兄妹的吃穿用度与学费。1990年代，湾口甘蔗渐有名气，日子才稍见起色。

　　形势在2006年急转直下。国际糖价持续低迷，本地糖厂接连倒闭，甘蔗利润一落千丈。

　　村民纷纷转种香蕉，却跌入更深的泥淖——每年台风总在收获季精准“光顾”，成片蕉林被刮倒，心血付诸东流。

　　“白忙一场”成了村民的口头禅。

　　2012年，一位浙江养殖户来到村里。他租地试养对虾，竟培育出“品相好、肉质嫩”的成品，销路大开。消息传开，浙商蜂拥而至。

　　然而，繁荣如泡沫，湾口村的咸淡水盐度偏高，导致虾蜕壳缓慢、壳质变硬，养殖户难以长期维系。

　　“第一年小车扎堆，第二年就稀了，第三年，人影都找不见！”何建勇唏嘘，“亏惨了，全跑了。”不少人甚至欠着地租偷偷溜走，留下一池狼藉。

　　水产养殖的惨痛教训，让村里年轻人宁可进城“拧螺丝”，也不愿再务农。

　　彼时，已是村干部的何建勇，常带队四处考察，为湾口村寻觅生路。无奈项目更迭，养殖户如走马灯般换了一茬又一茬。

　　转机，终于在2016年浮现。

　　福建养殖户林茂灯带着海产经验来到广东。他先在广州番禺养鳗，听说珠海乾务镇水土更佳，多次考察后，选定在湾口村落脚。

　　鳗鱼对水质极为挑剔，而广东丰沛的雨量、充足的光照、稳定的水体与适宜的土壤酸碱度，恰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2018年前后，目睹湾口村水土之利的福建同乡纷至沓来。

　　“如今乾务镇二十多家养殖户，都是跟着林茂灯过来的。”何建勇成了关键的牵线人，为问询者介绍可用地块。

　　鳗鱼产业渐成气候，土地价格也应声而涨。鱼塘租金从每亩一千多元涨至两千多元。

　　养殖户们的成功，带动了技术与产业辐射。周边乾东、乾西、乾北等村也渐次铺开。在全镇产业版图中，作为鳗鱼养殖“老大哥”的湾口村，地位举足轻重。

　　这片曾让其他水产绝收的酸性土地，其“咸淡适中”的特性，反而意外地契合了鳗鱼的生长密码。

　　产业对了路，村貌焕然一新。

　　在乾务镇湾口村党群服务中心不远处，以鳗鱼为主题的彩绘墙引人注目。该彩绘墙总面积约170平方米，以蓝天碧水和鳗鱼丰收为主题，成为网红打卡点。

　　作为“兵支书”，何建勇在基层治理方面颇有心得。在他看来，基层治理绝非简单“涂脂抹粉”，而是通过机制创新、产村融合与生态重构，将“风貌”转化为“风口”。

　　这样的治理思路，得益于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引导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值得一提的是，珠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把功夫用在了“刀刃”上，组织起发展经济、村子治理等实操培训，让“兵支书”们既懂政策，更会干事。

　　如今走在村里平整的水泥路上，何建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村容村貌和基础设施大幅改善的同时，村集体的经济收入也实现了飞跃。

　　鳗鱼场土地租金化作村民分红。何建勇细数变化：村集体年收入从200万元跃升至约800万元；村民股份分红，从年人均1300元，增至约5000元。

　　更直接的，是家门口的就业岗位。鱼场扩张，吸纳了村里各类闲置劳力。只要肯干，何建勇总第一时间帮忙牵线，“村民需要产业，企业来了，就得服务好。”

　　“游”到日本餐桌

幼鳗与成鳗虽享用相同配方，投喂量却需分别精准把控。为确保从纤鳗苗到肥硕成鳗的全程可控，检疫人员定期造访，打疫苗、查记录。

　　饲料仓库里，进口鳗鱼粉的包装袋层层叠叠，垒成小山。

　　“都是好东西。”谢明贵拍了拍鼓囊的袋身。这种鳗鱼粉也叫“成鳗料”，包含了粗蛋白质、粗脂肪，还有粗纤维、钙质等多种营养成分。

　　喂养是门精细活。幼鳗与成鳗虽享用相同配方，投喂量却需分别精准把控。

　　“鳗鱼出口，关卡很严。”何建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为确保从纤鳗苗到肥硕成鳗的全程可控，检疫人员定期造访，打疫苗、查记录。

　　这套标准化的体系，支撑着拥有7000亩鱼塘、年产7000吨鳗鱼的湾口村，成为日韩等海外市场的“老供货商”。

　　在鳗鱼场，林茂灯俯身掬起一把塘泥。烈日炙烤下，泥土硬如水泥，遇雨则酥软如膏。

　　“这就是鳗鱼品质的根。”林茂灯说，湾口村特殊土质与水质的共同作用，养殖出的鳗鱼令日本客商惊叹：肚皮银白透亮，背脊流淌着独特的天蓝色油光。

　　2017年，首批“湾口产”鳗鱼“游”向日本。挑剔的食客迅速反馈：肉质格外细嫩，色泽堪称完美。日本批发商主动提价，每吨愿比市场价高出数千元抢购。

　　几辆卡车缓缓碾过村道，鱼箱里鳗影攒动。目的地是村头的珠海市鳗龙水产贸易有限公司厂区。这里曾是废弃石场。如今八亩荒地上，几排现代化水泥养殖池依势排开，循环水系统不断作业。

　　“早先，村里的鳗鱼得等外地公司的车来收。”何建勇回忆。有一个念头在他心中萌发：若能将出口公司直接引入村里，鳗鱼离水即处理，新鲜度更高，路途损耗更少。他揣着一册翔实的村鳗产量记录，主动登门游说。

　　经何建勇牵线，2019年5月，注册资本达千万级的珠海市鳗龙水产贸易有限公司在湾口村落地。同年9月，其旗下合作养殖户成功在珠海海关完成出口备案。

　　如今，出口公司为养殖户提供直通海外市场的“一条龙”服务。

　　正式投产后，湾口村鳗鱼年出口量跃升至1200至1500吨。它们“游”向日韩餐桌的同时，出口公司每年还为当地贡献近200万元税收，并吸纳三十多名本地村民就业。

　　“鳗苗，才是真正的奢侈品。”林茂灯点破行业命脉。每年12月至次年5月禁捕期前，从台湾海峡延伸至长江口的鳗苗洄游带，牵动着全年供应。

　　何建勇介绍，丰年苗价可低至每尾4元，荒年则飙升至40元。今年创纪录的百吨鳗苗大丰收，让林茂灯等养殖户得以低价购入了大批优质苗种。

　　暮色四合，厂房灯火通明。分拣、制冰、装箱，引擎再次轰鸣。工人们开始为海外订单忙碌。

　　“大鳗上烤架”

在“鳗艺坊”的冰柜里，熟食与生食分区陈列：即食烤鳗，微波加热即成鳗鱼饭；生食鳗鱼，活鳗现杀、去脏、切片急冻，效仿三文鱼刺身。

　　湾口村的鳗鱼，依尺寸分流，“游”向截然不同的餐桌。

　　小规格鳗鱼成为海外市场的盘中餐；大规格鳗鱼则在国内市场另辟蹊径——它们被送入烤鳗加工线，变身预制菜，流向一、二线城市食客。

　　何建勇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目前本地约四成鳗鱼以活体形式直供日本，剩余六成则进入深加工链条。

　　2020年7月1日，何建勇的“鳗艺坊”在村中开张。启动资金仅两万元，门面是租的，货源依赖村内养殖场。他专挑大规格鳗鱼，送至几十公里外的工厂活烤加工，制成成品，一公斤售价可达百余元。

　　这条内销之路，始于何建勇的危机感。“要是日本人卡我们脖子，塘里的鱼怎么办？”何建勇说，假如不能外销，至少内销还有出路。

　　在“鳗艺坊”的冰柜里，熟食与生食分区陈列：即食烤鳗，微波加热即成鳗鱼饭；生食鳗鱼，活鳗现杀、去脏、切片急冻，效仿三文鱼刺身。

　　何建勇坚持只用活鳗加工，拒绝以死鳗降成本。展销会上22元一条的“烤鳗”，他用筷子一戳，直言是“三两鱼加三两酱汁充数”。

　　“我们烤鳗成本就要80块。”活鳗现杀与死鳗解冻的差异，何建勇尝一口即能分辨：前者肌理紧实，后者肉质发散。

　　然而，对品质的执着，在市场的现实选择面前，显得力不从心。

　　2023年，“鳗鱼坊”烤鳗年销量达6吨顶峰，次年却骤降至2吨。2025年至今，烤炉再未升起一缕烟。

　　背后是经济下行压力已传导至消费端。“好品质意味着高价格，”何建勇无奈道，“国内大部分消费者更倾向价格低廉的产品。”

　　这种消费倾向不仅挤压了高端预制菜的生存空间，更凸显了本地产业链的短板。

　　尽管拥有近万亩养殖基地，但湾口村的鳗鱼仍需远赴外村加工。

　　2022年，何建勇曾尝试引入佛山顺德加工企业，对方却因政策、市场吸引力不足而却步。

　　“疫情后招商更难了，”他坦言，“小厂投资几千万，上规模需上亿。”更有投资者认为，国内高端鳗鱼市场尚未成熟，风险难测。

　　面对一次次碰壁，何建勇骨子里的“兵劲儿”上来了。他利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组织的“兵支书”活动交流机会，向有成功经验的同行取经。甚至还托战友联系人脉资源。

　　此外，何建勇还把生意往正规化方向推了一步，成立“珠海市斗门区稷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个体户开不了正规发票，税务有隐患，他拉上村民合伙，自己做法人。

　　在何建勇看来，老兵做生意，信誉就是招牌。账簿走公账，专款专用。

　　村支书经商，动机难免受疑，何建勇未回避。

　　“自己创业，就是想先蹚条路出来。”在他看来，村干部若只求安稳度日，村庄便难有发展，更别说带动村民致富。

　　散沙一盘抱成团

湾口村鳗鱼年出口量跃升至1200至1500吨。它们“游”向日韩餐桌的同时，出口公司每年还为当地贡献近200万元税收，并吸纳三十多名本地村民就业。

　　面对鳗鱼产业，何建勇坦言，自己最初是个“门外汉”。他甚至曾误将鳗鱼当作“风鳝”（河鳝），闹过不少笑话。

　　为了摸清门道，他成了养殖场的常客。“整天往他们那里跑，边看边学”。

　　2019年起，何建勇白天帮福建养殖户跑手续、寻鱼塘。夜晚则埋头研究鳗鱼品种、行为习性，甚至蹲守观察操作细节。

　　在何建勇看来，福建养鳗鱼模式虽然投入资金很高，但鳗鱼价高、成活率高、周期短。

　　2021年，该村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鳗鱼产业有了金字招牌。

　　然而，产业红火背后，一个现象耐人寻味：二十多家养殖户清一色来自福建。

　　原来，福建鳗鱼养殖始于上世纪60年代，闽籍从业者积累了丰富经验。

　　但鳗鱼养殖的“入场券”动辄千万元。高成本与高技术门槛构筑了天然屏障：拿苗、饲料、技术缺一不可。“没有雄厚资金和人脉，贸然入行，亏得不得了。”何建勇点出关键。坦言湾口村里无论老少，当时都难以企及。

　　彼时，乾务镇鳗鱼户虽名义上归属广东省鳗鱼业协会，但因地域分散、管理松散，联盟形同虚设。

　　“以前就是散沙一盘。”养殖户林茂灯解释。尤其每年清明病害高发期或年底投苗资金吃紧时，一旦损耗加剧，养殖户便急于抛售。海外贸易商会趁机压价：“便宜点，我收点。”

　　无序竞争将养殖户们拖入“越卖越亏”的死循环。

　　面对困境，大家认识到必须抱团。

　　近年来，因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不断引导退役军人村官领办创办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兵支书”区域产业联盟，还创新“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因地制宜推动特色产业发展。

　　这一指引迅速转化为何建勇的行动路径。可要将28家习惯“单打独斗”的养殖户拧成一股绳，绝非易事。

　　何建勇拿出了在部队带班的经验，一家家走访谈心，分析利弊。他认为，“统一行动听指挥”才能打赢市场仗。

　　2022年，在何建勇的推动下，珠海鳗鲡养殖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乾务镇28家鳗鱼养殖户悉数加入。

　　目前，合作社统一定价，集体研判市场，对贸易商“统一口径”报价。

　　如今，乾务镇鳗鱼养殖年产值近10亿元，成为珠海鳗鱼养殖的主产区。其中，湾口村鳗鱼养殖基地，年产量达700吨，年产值近8000万元。

　　田野里的“兵支书”

在何建勇看来，要带着村里发展，书记必须带头实干。乾务镇鳗鱼养殖年产值近10亿元，成为珠海鳗鱼养殖的主产区。

其中，湾口村鳗鱼养殖基地，年产量达700吨，年产值近8000万元。

　　初次见到何建勇，寸头打理得干净利落，笑起来带着股亲切劲。但熟悉何建勇的村民都对他有一致的评价：做事雷厉风行，不拖泥带水。

　　何建勇在村中分管治安调解、安全生产、司法维稳等多块“硬骨头”，他每周提前排好工作计划。村民反映问题，他也总是第一时间到场解决。

　　受当兵经历影响，何建勇把部队的部分制度“移植”了过来。要求村两委班子成员定期深入村民家中，收集意见建议，解决实际困难。

　　这套从军营搬来的“精细化治理”，很快显出实效——村干部跑得勤了，村民心气也顺了。这也是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近年来引导“兵支书”“兵委员”发挥带头作用，专攻乡亲们最愁的急事难事的具体体现。

　　而出色的治理能力，还源于何建勇在军营熔炉里淬炼出的硬功夫。

　　四年军旅，刻下了清晰的年轮：下连队第二年获评“优秀士兵”；第四年，他被任命为班长，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98年，带着在部队练就的本领和过硬作风，何建勇选择退役，回到生养他的村庄。

　　回乡后的几年间，何建勇生活也算安稳，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那颗想为家乡做点事的心，始终放不下。

　　2002年，村中第二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由于平时为人热心肠，何建勇被推选为村民代表。紧接着，又被推选为村干部。身份的转换几乎在同一时间完成。

　　时任村支书看中何建勇退役军人的经历与素质，将村治安调解、民政等担子交到他手中。村里千头万绪的“细事”，何建勇一件件接手，一干就是23个寒暑。

　　2019年底至2020年初，村两委换届，他的人生又迎来关键节点。

　　“书记说村里没有副书记，就直接让我当副书记。”领导的赏识，让何建勇很快挑起了重担。

　　从退役军人到“兵支书”，虽然身份变了，但责任没有变。

　　何建勇的手机24小时开着，深夜铃声响起是常事。在他看来，要带着村里发展，书记必须带头实干。

　　在广东的乡村基层，像何建勇这样从军营走向田野的“兵支书”“兵委员”们，成了村里离不开的人。

　　例如陆丰市城东镇双寨村，退役军人陈泽业实践农村基层综合治理新模式，成功打造“广东省乡村治理示范村”；在肇庆市大垌村，退役军人李世基返乡后，积极打造文化盛事吸引游客……

　　“‘兵支书’是广东省乡村振兴中的重要力量。”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王创表示，近年来，全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发挥他们在基层党组织的作用。

　　他举例，广东正逐步构建起“共产党员—村（社区）后备干部—村（社区）‘两委’成员—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的“兵支书”递进培养机制。

　　此外，省厅还搭建起“南粤退役军人建功乡村振兴”等平台，整合资源，精准对接，为像何建勇这样的“兵支书”投身“百千万工程”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持和组织保障。

　　而扎根在乡村基层的“何建勇”们，在部队淬炼出的过硬作风、忠诚担当和坚决执行力，早已深深融入到乡村治理和振兴的实践中。